抛开快慢争论，换个角度看改革

大部制改革方案引来大量评论，其中有一些是相互矛盾的。很多评论者希望大部制改革带来政府职能的实际转变，尤其是多一些政府对市场的放权。但当官方表示铁道部拆分成铁路局和铁路总公司之后，票价将接受市场调节，舆论又立刻反对。因为这很可能带来铁路票价的上涨。

这就是中国改革现实难度的一个写照。强烈要求中国铁路市场化和最关心票价稳定的并非同一个群体，但这些诉求会在同一个时间挤到中国改革的日程表上，登上舆论最突出的位置。最成功的改革是能够同时实现这两个目标，或者在二者之间做到公众满意的平衡。

然而未必所有改革都能这样幸运。很多改革者只能追求实现最主要的目标，并努力得到社会主流力量或相关主要力量的支持，而不能奢望社会舆论的普遍满意度。

目前对于政府放权，社会的共识度相当高。一是因为这是中国进一步发展市场经济的客观需要。二是它有利于限制政府权力，减少官员的腐败机会。改革只要是朝着这个大方向走，就是顺应时代潮流之举。

但放权应放到什么程度呢？问题就来了。这是个“技术性问题”吗？官方一定认为是的。但会有一些人把它“上纲”成政治问题，认为一旦放权的速度和尺度达不到他们的要求，就是利益集团在从中作梗，就是改革者缺乏真正的诚意。

现在批评改革“太慢”的声音很强，它们已对政府的具体改革设计构成压力。主张改革尽可能快的人，往往更注重改革的结果，而不太在意改革的过程。而改革的结果和过程对社会都很重要，政府必须同时对它们承担责任，这不像一句托词。

现在的问题是政府没有能力向舆论证明，它所制定的改革速度是这个国家各种利益平衡之后的最佳值。舆论的质疑很尖锐和顽强，其中有一种声音很典型，即认为发改委的职能不转变和削弱，大部制的调整只是政府权力在部门之间的搬家。

改革快和慢的争论很难有输赢，因为站在不同的利益位置甚至信息位置，都会对改革快慢形成不同的感受。更何况这本来就是个说不清的问题。

我们或许可以试着换个角度探讨。在改革早已启动并运行30多年后，新的改革主要靠发动者强势推出来，还是主要靠前面改革积累的现实冲出来。这两种改革当然不是对立的，但“力排众议”的改革和“顺势而为”的改革还是会有所不同。

当今天改革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时，特别是在民主有了很大成长之后，或许“顺势而为”更容易成为改革者的选择，也会在更多时候成为改革的真实情形。因为势的积累是改革现实需求的积累，也是民意的积累，当势足够大时，改革在今天的中国已不可能不发生。当一些改革“推不动”时，或许并非真是“利益集团”作梗，或者不仅仅是这个原因，很可能是因为发动这项改革还不成熟。

本次大部制改革的目标就是向市场、社会放权，但究竟能放到什么程度，这不仅取决于设计方案，而且取决于改革的实践过程。不仅取决于政府有多少改革决心，而且取决于市场和社会发育到了什么程度。它一定是中国社会波澜壮阔的改革大互动，舆论的支持、抱怨和指责在促使这个大互动更加紧凑。

只要舆论足够开放，所有政府都会显得相对保守，左顾右盼，政府不大可能跟舆论比“勇气”。但政府一定要对改革的真实效果负责，而一个好效果的形成，决离不开改革实际快速和坚决的贡献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