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部制非“权力挪窝”，实效第一

   国务院10日公布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，国务院组成部门将减少至25个。这是一个针对中国具体问题的行政改革方案，铁道、人口计生、食品药品安全、海洋维权被普遍解读为重点改革领域。国务院秘书长马凯表示，此次机构改革重在向市尝社会放权，减少微观干预，同时加强宏观监管。
　　机构改革方案宣布后，一些人认为它对准了当前热点问题，是改革的强有力推进。另有一些人则通过互联网抱怨这样的改革不过瘾，因为改革步伐还太小，尤其这是行政机构改革，而非政治体制改革。
　　这其实就是对中国改革的两种不同思路和态度。前一种代表了务实主义，认为改革首先是逐步解决中国各种问题的过程。后一种的思想和政治溯源更为复杂，它们更关注改革的终极方向和目标，强调政治改革优先。
　　前一种观点还包括了一种信念或期待：政治体制改革并非每一步都应是独立的，它在很大程度上包含在经济体制改革和行政体制改革里面。比如政府机构向市惩社会放权，这本身会缓解政府官员权力过大、缺少监督的问题，这是逐渐把权力“关进笼子”的其中一步。
　　当然，机构改革的这种政治延伸并非能自然形成，它需要改革的步步为营和环环紧扣，从而防止一项改革在缺少认真执行和后续支持的情况下出现反复。这次机构改革决不应被看成“权力挪窝”或“权力归堆”，它们应当带来权力运行的一些实际改变。
　　这次机构改革是在执政党狠抓改变工作作风的大背景下发生的，希望这一大背景会给它注入超越以往的强度，带来更多公众期待的实效。中国改革已经推进了三十几年，改革环境的成熟应当转化成具体改革项目的成熟。
　　大部制改革是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时的产物。过去国家搞计划经济，不细分部门，事情就拎不起来。大部制出现的原因就是政府要放权，把对具体人财物的控制变成对市场的监管和对社会的服务。改革的这种推进应当是加速度的。
　　大部制改革的成功，意味着政府管理效率的提高、市场经济和市场型社会的进一步繁荣。如果它不成功，就会变成一轮“折腾”。后一种情况会消耗社会对改革的热情和支持，它的负面政治效应在互联网时代将难以估量。
　　大部制改革很难让老百姓真正搞懂，因此它们对民生层面产生什么样的直接影响至关重要。比如铁道部的改革应带来更好的铁路服务，不能伴随短时间内的客货运输收费上涨，也不能损害几百万铁路部门员工的切身利益。当我们这样要求时，就会发现这次机构改革的风险和难度要比前互联网时代高得多。
　　中国的机构改革无论怎么做，中国政府都不可能最终变成“大市潮环境下的“小政府”。中国的根本政治制度、以及中国超大社会等现实国情决定了，中国政府的职责肯定都会比西方国家的政府更大更重。在社会诉求复杂化和多元化的现实中，中国政府无处躲藏，必须追求广泛责任担当和自我约束权力、以及社会治理效率的最佳平衡。
　　这次国务院机构改革更像是一次瓜熟蒂落的过程。它包含了国家改革能力同舆论诉求以往所没有的密切互动。改革的执行者们应从公众的利益出发积极行动，最大限度地释放这次改革的社会红利。如此，中国改革将站上一个新高点。